编辑 / 林子尧
2022年春天，上海因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们重新凝视着这座城市，回想着曾经置身其中的路，未曾发觉曾经平常的感受竟如此珍贵。经历了隔离的日子，我们终于重新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周遭一切恍惚得不真实，熟悉又陌生。也许，我们未曾真正认识过这座城市。
“旧地上海”是澎湃镜相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两所高校的中文系同学联合开展的城市写作计划，旨在深入探索上海小众的角落，理解在这座城市边缘的普通人生活。
1986年，江湾镇举办了最后一次庙会。虽然此时已改作物资交流大会形式，坊间依旧习惯称其为庙会。物资交流大会选在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与以往庙会的日子一样，街窄人众，往来攘攘。大大小小的摊贩摆开各色特产，张罗开来，有糖人、糖炒栗子、粢饭糕和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农耕用具、日用品。小摊一部分沿着河道，一部分围着街市，热闹纵横南北东西。倪卫民站在一旁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作为副镇长和这场盛会的组织者，从庙会的前期准备直到现场的治安问题都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
倪卫民深入街巷，走到小摊前，问着“生意怎么样？”小贩们见是他，都露出笑脸。身边挤挤攘攘的行人中，有本地商贩居民，也有慕名而来的游人、重归故土的乡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乡情的叙说，是记忆中的“庙会”再次复苏。
时隔二十年，他从参与者变成了组织者。热闹向着春夜的冷寂中散去，“庙会结束了——”不知谁喊的一声长腔，在散去的摊贩、四散的游人里，不知有多少人在二十年前，曾和那个奔跑着“轧江湾”的少年擦身而过。
东王庙里上小学，
三月廿八轧江湾
往回追溯二十年，正是倪卫民童年亲身经历的庙会。对于那时的江湾镇居民来说，庙会可是头等大事。在庙会上逛上一段时间，四方特产都能买到，各式杂耍胜过年庆。江湾保留了历朝历代的宗教传统，古刹林立，香火兴盛，经淞沪会战战火洗礼过后的江湾镇仍有三处重要的道观寺庙，一条万安路，东王庙、牛郎庙、三官堂，各据东、西、中三面而相望，承载着绵延的香火、满街的热望。
1957年，倪卫民刚上小学。据他回味，那时自己便与镇子上的庙宇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东王庙早年唤作景德观，约建于唐宋，以祈求不受海潮侵扰，明神宗万历年间年间，景德观正式改名东王庙，以纪念爱国志士“东岳左丞相”延庆殿学士刘鞈。五十年代，镇上对东王庙改换布置，将江湾镇第一小学的教室安置在东王庙内，另将几尊较大的宝相收入偏殿，因而江湾镇第一小学常被人们叫作东王庙小学。倪卫民在这所特殊的小学度过了六年时光。每日上学，要先穿过大殿，右手是“阎王爷”，左手是“关公”，旁边侍立着“关平”、“周仓”。最里面单独的一间屋子，供奉着菩萨宝相。庙里香火旺盛时，大殿上点着的红蜡烛有手腕粗细，长斗形的铁铸香炉里燃着大把的香，青烟袅袅。后来两位信佛的老婆婆管理着寺庙，学校上课时间不准外人进入。倪卫民这群小孩子算是“近水楼台”，越是不让进内殿去越是好奇，玩闹起捉迷藏，总想往内殿躲藏。内殿里烟雾朦胧，忽明忽暗，神龛笼着淡淡的灰色，有光线照进来，菩萨铜像虽高不可窥神色，但是格外亲切，浑身泛着柔和的光泽。每到黄昏放学时分，倪卫民就与同学走进内殿 ，甚至爬到菩萨的膝上。法相庄严的菩萨在这一刻展现了无比的亲和力，用温和的微笑包容着这些孩子们的童年梦寐。“三月廿八轧江湾”这句俗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江湾人，虽说倪卫民是1947年才随着父母来到上海，并非土生土长的江湾人，但江湾庙会的文化空间如“家”一般接纳了他。和当地所有的小孩子一样，刚进三月，倪卫民就掰着手指头算日子，从三月一日开始数，八天，六天，三天，越等越期盼，越盼越心焦。每逢庙会，全镇的学校都会放假三天，到倪卫民这届，没了这三天短暂假期，可小孩子们“轧江湾”的激情一点儿也削减不去。那一天，一大清早，平常的书声琅琅换做锣、钹、磬、笙、笛声，交织成一片。贯穿万安路的河叫走马塘，走马塘上桥梁众多，最出名的数万寿街上一座万安桥、春生街上一座香花桥。其中香花桥以卖香烛、香花闻名，那时每家每户都要买上一斤香、一对蜡烛，这是拜神的标准配置。庙内成捆成堆的香烛纸堆积如山，络绎不绝的香客们不断地往那小山丘上扔纸钱，香火彻夜不熄。庙会一过，香花桥便覆满香灰纸屑，飘飘洒洒。期间，更有盛大的请神送神仪式，倪卫民在年幼时曾跟在神色恭谨的大人们后面，神色懵懂。他也是从老一辈那里才获知，请神仪式有严密的一套流程。一大早，供奉在西殿刘学士殿的三位“老爷”以刘大老爷为首由专人请上三顶轿子。十时准点举行起轿仪式，每顶轿子在香火仪仗队、皂吏队伍的簇拥下，由四名精挑细选的轿夫稳稳抬起，沿万安路大街向西前行。放眼望去，长街两旁排满了香案，烛光摇曳。男女老幼挤在道路两旁，恭敬静候。“三位老爷”随即被请上水路，到河岸边，换乘布置一新的木舟。倪卫民跟几个小伙伴挤在岸边栅栏边，热烈呼告“摇橹咧，摇橹咧！”满眼是随澹澹碧波远去的神像，入耳是炸开的鞭炮、唢呐。到了中午，这三位老爷已被护送到最西的“牛郎庙”。倪卫民对牛郎庙十分有感情，据老人们说，牛郎庙来源于韩世忠与金兵打仗之时一个放牛娃骗走金兵的忠义故事。韩世忠为报牛郎之恩，以他的形象修建了“牛郎庙”。虔诚的信徒会从东王庙一路跟到牛郎庙，再参拜过三位老爷。全体“出会”之人齐聚镇中最气派的饭馆“聚兴馆”会餐。最后在下午五时，原班人马又将三位老爷请回东王庙归位。比起参加庄重的请神仪式，倪卫民更愿意不受拘束地在巷陌的摊贩间东跑西跑，瞧个热闹。他总能发现许多自己难得一见的产品，如编织社闻名乡里的手工竹篮、竹篾便使他感到新鲜不已，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庙会这一天是一年中难得的吃、喝、玩、乐的好日子，怎么逛都嫌不够。1963年，倪卫民小学毕业时，庙门时常深锁。东皇庙内有一株元代所植的银杏树，80年代初，有乡民燃放鞭炮，窜到树洞里，年深日久、风欺霜染的银杏树干本就渐渐空心，这一烧，元气大伤，银杏树就此枯死。此时，东王庙与牛郎庙也相继拆去，默默消失在时光里。只留下三观堂的香火不绝。而在1986年，最后一次“物资交流会”最终也停办了。盛情盛景都已成为过去，倪卫民轻轻叹一口气。“这是无奈的，却也是理智的，发展经济是直接目的，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举办这种大会来推动经济，时代变了。”他遥指江湾镇陆续开张的大小商铺，此时万安路被新市北路劈成了几道口，东面卖小吃、开茶馆，西面商铺临街铺展开来，很是繁华。
北游一去十一载，
1968年，倪卫民中学毕业，开始了一场“远游”。从江湾到虎林，火车向北驶出两千七百多公里，倪卫民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度过三天两夜后，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九团开启了十一年的北游生活。从68年到79年，倪卫民在身份的夹缝中生活了十一年，自嘲道：“我们那时候都说自己是四不像：不像学生、不像工人、不像农民、也不像军人。说自己是农民又是工人编制，说是工人但又是种地的。”1968年8月，倪卫民到学校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横幅前报名参军，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入伍通知单。9月6日，他登上了这趟知青专列，火车上一千多名上海知青都和倪卫民一样——穿着一样的单衣，带着一样的被褥，谈论着黑龙江的生活。直到火车慢慢驶离上海，这群年轻的面孔才开始认识到这是一次“远征”。生活的转折往往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 。倪卫民说：“火车上的知青刚开始以为是大串联，没人当回事儿，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且听火车上的老职工说九月份黑龙江蚊子多，有些小女孩就开始哭。小女孩哭，小男孩就开始学着玩，火车上一片乱哄哄。”下了火车，倪卫民又上了卡车，绕过崎岖的山路，半夜里才到了虎林市云山农场，身后是延绵的完达山山脉。农场老职工抬着两米长的木斗来招待他们，倪卫民往里一瞧吓一跳：“这馒头怎么这么大！”这半斤面一个的馒头比上海的更白、更大。馒头在嘴里嚼出一点点甜味，倪卫民当时想：“都说这里生活苦，这么看来也不是很苦嘛！比我们家还好嘛！”安顿下来之后，倪卫民被分到农工班，进行开荒种地。除了农工班，还有机械班、畜牧班。看着山脚下两万亩草甸田地，倪卫民才知道为什么招生横幅有那么一大长串——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九团。黑龙江边境的建设兵团任务主要是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群众，进一步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具体的工作内容概括来就是“屯垦戍边，建设边疆。”倪卫民所在的连队每年要种五千亩玉米、八千亩小麦和四千亩大豆，收粮食、晒粮食之际更是和老天抢时间。倪卫民干着农民的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天两三点钟吃完早饭，就准备下地，冬日里，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到营地。东北农场机械化水平当时在全国是相当领先的，连队中还有一批从苏联进口的收割机和拖拉机，虽然省力，可“收割机都是白天运作，我们白天就没办法翻地，只能晚上开拖拉机翻地。”除了拖拉机的灯光，黑黢黢的空中不时也有光亮，那是苏军在乌苏里江对岸放的信号弹。后来，黑龙江建设兵团举行了一次野营拉练，从虎林营地出发一直徒步到牡丹江再折回，共历时一个多月。零下三十多度的冬日，十三个连队排成一列在皑皑雪地中徒步。路过村子的时候，农工看见拉练的现役军人就喊：“先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看到倪卫民这些没有帽徽的知青喊：“向兵团战士学习，向兵团战士致敬！”看到队伍后面穿着老百姓衣服的老职工则喊：“向民兵学习，向民兵致敬！”拉练中最远的一次徒步在一天一夜走了一百五十里地。倪卫民秉持踏实做好事情的原则度过了十一年。当年不清不楚，界限模糊的身份在四五十年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明确的团体：“四不像”。在多重身份之下，倪卫民的经历为那一代人酸甜苦辣的生活展开了一个切口，“四不像”不仅仅是一种调侃和打趣，更涵盖了无数年轻人的二三十岁的异域人生。东北寒冬的艰苦是众所周知的，但在夏天，连队的生活也不好过。营地处于完达山山下的草甸，蚊虫每天“三班倒”，早晨露水没干之前是小咬，专门要人的头发根，太阳出来之后就是蜜蜂大小一样的牛虻，不管是牛皮还是马匹都能咬穿。下午气温降下去之后蚊子又该来了。在兵团种地，有两个季节倪卫民看不清对面的同志是男是女：一个是冬天，零下三十多度，大家都穿着兵团的黄棉袄，围巾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另一个就是夏天，成群的蚊虫在田地里盘旋，有些同志带上头巾，只露出两个眼睛。北大荒不仅有高山河流，还孕育着各种生灵。倪卫民在连队时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就是熊瞎子和野猪。一到收割季节，玉米成熟之际，熊瞎子和野猪就成群结队地跑下山，野猪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头。兵团中有专门负责守护粮田的人员，这些“护青”人员提前在地里挖洞埋炸药雷管准备炸野兽。三十九团的副团长时铁道兵退役军人，在三十九团时曾负责过“护青”工作。倪卫民回忆道：“副团长本事大，力气也大。他有一次山上砍柴的时候，遇到一头野猪，直接一斧头将其劈倒。”见过几次“护青”工作之后，倪卫民很感兴趣也开始跟着他们一起埋炸药，拖野兽。一次他跟着副团长在田地里埋好炸药，山上冲下来了一窝熊瞎子，两只大的四只小的。炸药轰得一响，这些来势汹汹的熊都倒地了。把熊从田地里运走也是一个难题，当时的连队里的马是苏联进口的，身材高大，人站在旁边只比他高出两个头，但缺点是胆子小、不敢拉。拖来几头牛，一头大熊七百多斤，几只一共两千多斤，牛也拉不动。最后副团长只能叫来拖拉机，用木头做爬犁把这些熊拖了回来。在兵团的第五年，倪卫民曾命悬一线，他回想起来说，“这哪是做手术啊！就是两个长条凳上搭个门板做成的手术台，现在想想简直像在宰猪啊！”那是倪卫民进了机械班之后的事。秋冬的时候拖拉机的机油上冻结冰，倪卫民早上三四点钟起来烤车，烤两三个小时才能打着。早上在连队吃一顿早饭，七八点钟便开着拖拉机上工，十二个小时后才回来吃第二顿饭。这天，倪卫民开着拖拉机到其他连队拉粮食和种子，到了转运站后，他感觉胃不怎么舒服。和同行跟车的人说了之后，因为饮食长期不规律，多少有些胃病，大家都没当回事。后来到团部医院做了X光，才发现是胃穿孔，要开刀，谁知找不到能主刀的医生。好在三位在哈尔滨医学院学习的学生恰好回团部休假，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医院赶紧让人去将三名学生接了过来。那时候团部没有车子，救护车就更不用谈了。医院护士在公路上拦了一辆修公路的卡车，才到了连队将三人接来。三名学生一个学手术，一个学麻醉，一个学药剂，正好够一场手术。十点钟上手术台，三个赤脚医生硬着头皮给倪卫民做完了手术。倪卫民是兵团第一个做切除手术的人，尽管条件简陋，三名医学生和门板手术台也让倪卫民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倪卫民在回忆这十一年的时候说：“在兵团建设的时候不觉得当时有多苦，现在想起来倒是觉得蛮辛苦的。”
重返江湾搞建设，
最终，这场生死悬命的手术将倪卫民的胃部切除了一部分。术后，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在饮食上没能好好调养，倪卫民的体质明显变差。部队关注到这个情况，出于对他身体健康的关心，按照当时保护知青的相关政策，决定安排他返回上海。那时，倪卫民已经组建了家庭，妻子和他一样，也是从上海来到黑龙江的。俩人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作为老乡的彼此在他乡的相逢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于是，在1979年3月，倪卫民带着妻子和孩子，告别了这十一年的北游，踏上回上海江湾镇的列车。回到江湾后，倪卫民被安排进了一个综合生产厂做统计，后来这个厂子一分为二，生产加工这一部分分割出来成立了电子元件厂，厂址就在江湾镇。厂子的业务很广泛，除了给电视机、收音机的线路插口做接插键，还会做些别的。“锁子上的品牌名字中间的点漆，这也是我们当时做的，有红色的、黄色的，全是我们手工点的。永固牌锁具，老企业了，产量大，我们当时就专门给这个牌子做。”1982年，凭借军人转业的身份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成为了这间工厂的厂长兼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厂子的效益相当不错，两年多来越发蒸蒸日上，他也一心想把工厂做大做好。但一次临时被叫去参加的会议，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是1984年的一天，倪卫民接到江湾镇党委王书记的通知，让他第二天去宝山县开个会。到了会场，倪卫民想着，各个厂子的厂长、书记，自己多少还是认识几个。可在会场里转了一圈，他却发现自己一个熟人也没有找到。他就退出来站到了门口，正在茫然时，就看见王书记到了。倪卫民负责电子元件厂时就没少和王书记打交道，两人相处起来也很随意，于是就问了起来：“老王，你叫我来开会，这开的是什么会？”王书记这才一拍脑门：“哦，我忘了告诉你。今天是江湾镇换届选举大会，想提名你当副镇长。”当时宝山县一共有十八个乡、五个镇，共二十三个单位。会上，宝山县组织部当即就宣布了任命——除了两个单位的配置是一正二副以外，包括江湾镇在内的其他二十一个单位都是一正一副。倪卫民的提名也顺利通过，就这样从电子元件厂的厂长变成了江湾镇的副镇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当这个副镇长，他自己都觉得有点“稀里糊涂”的。会议结束后，倪卫民回到电子元件厂，推荐了接手负责厂子的两名干部，就又一次走向了人生新的路口。以江湾镇副镇长这个新的身份履职不到半年，1984年9月，倪卫民就经手了第一件“大工程”，那就是行政区域划转工作。根据上海市政当时的规划安排，江湾镇由宝山县划归到了虹口区。划区过程中的所有细节工作，包括与扩区接收组的沟通交流，全部都由倪卫民负责。划转工作的重点除了地域边界的重新划定，更多的是非实体的经济、文化、档案、户籍等的交接划转。当时江湾镇的经济很好，有个镇办企业效益非常不错，下属了“八厂一队一部”，规模相当可观。其中有一个服装厂，生产的就是颇为有名的“鹅”牌内衣及针织衫，是不少老上海人共同的品牌记忆。再加上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房管所、学校等等的组织关系的交接，也是非常庞杂的工作量。然而，即使在江湾划入虹口区后，有人问倪卫民，你今天准备去哪里？倪卫民仍然会回答，到上海去。江湾镇到四川北路不过4.5公里，很多老江湾人也习惯性地说：“到上海去”。他去去虹口开会，会议的组织方没有见到江湾地区的参会人员，便问：江湾那个乡下人来了没有？会议结束后，倪卫民便对他们说，江湾是市区。事实上，江湾历史悠久，市镇始建于宋，沿河向东，坐落走马塘北岸。且一直属于上海市区，1927年，江湾归划入上海特别市，那时的江湾是上海特别市的中心区之一，解放以后，江湾成为公社先锋大队的第十一个大队。1956年，江湾与吴淞、大场两区一起合并成为北郊区。“江湾人怪就怪在，应该说江湾是老市区，应该是老上海，但是你问一个老江湾人，你今天到什么地方去？他会告诉你，我到上海去。”倪卫民笑道。其实这种普遍的看法并非当地乡民对自身身份不认同，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隔绝心理。从人口稠密到民生凋敝，从工业兴旺到耕田避战，曾经的江湾“虬江十八湾，弯弯到江湾”，坐拥水网，交通便利，南起奎照路，北至新市南路桥，买卖兴隆，1876年又有淞沪铁路建成，终点坐落在江湾。而频仍的战争将繁华的江湾古镇推向绝境，1928年，敌军侵袭让“大上海计划”无法实行，江湾与“成为市中心”的机遇擦肩而过；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二次淞沪抗战期间，被战火洗礼的江湾大片大片的房屋、建筑、校区、交通网、工业园区湮没在历史角落。战争过后，很多碉堡默默矗立在江湾。碉堡与地堡相连，孩子们穿梭其间玩耍。弹孔是民族历史的痕迹，是苦难的过去，但它也见证着新一代的成长。孩子们爬上碉堡，眺望远方穿梭的人流与车流，有时也用眼睛透过弹孔去看周围的事物。直到后来一代人长大，又一代人迎来成长，想方设法地想要重振江湾，帮助它“走出去”。碉堡也被保护起来，四周摆满鲜花，它们站在原地，体察时光的沉静。从1984年后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江湾还经历了数次区域的划转调整，成立了大柏寺街道，划转凉城新村、云光新村等。后来，倪卫民在向外介绍江湾镇的时候，想出了一个具体的说法：“东到东皇庙，西到牛郎庙，北到高境庙，南到俞泾庙。”这里，就是江湾。在江湾镇大大小小的变化中，倪卫民有几次印象格外深刻的时刻。第一次就是划转到虹口区后进行的危房改建工程。这个项目是江湾镇政府自行发起的，区域范围是从斗台街以西，新直北路以东，万安路以北，仁德路以南的小区危房。那片房屋严重歪斜、漏雨漏风，一直是倪卫民心中的隐忧。那时候，倪卫民常常在深夜时分，走在那几条街道上，用手指一一抚摸外墙上的裂缝。他会习惯性地将手指探进裂缝里，开始时只能塞进小指尖，慢慢地，有的裂缝可以容纳下大拇指的，甚至在有些地方，他可以探进二指、三指宽了。越来越大的裂缝让倪卫民的心也越来越焦虑。从1987年到1990年，这片危房终于逐步得到了改善，在原址的基础上进行了还建。可倪卫民的老习惯还是没有落下，他还是经常走到那几处小区，摸一摸那些墙壁，好像只有触摸到外墙时那粗粝的踏实感才能让他放下心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放，紧接着，房地产公司就开始被引入江湾镇。那时候，倪卫民敏锐地察觉到动迁工作背后的变化，对各个房地产公司的入场很是谨慎。他开始养成了记录工作日记的习惯。就这样磕磕绊绊地，江湾镇渐渐褪去了低矮的平房，建起高楼来。而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划转和变化的江湾成为了上海市曾“赫赫有名”的四十四块“治安复杂地区”。划归到虹口区之初的江湾，由于房价低廉，一度外来人口流动频繁，为约束犯罪、确保社会稳定，倪卫民与同事们没少在治安管理上下功夫，尤其租住乱象使他们焦头烂额。很多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住，夏天的时候实在热得不行，干脆搬到马路上乘凉。对此他十分无奈：“八几年我去区政府开会，返程路上眼见街边摆满竹床，三点半不到，他们已开始争抢纳凉的位置，清一色捂着白被子、白床单躺着，那场景活像殡仪馆。碰上胆小的，在晚上都不敢靠近。”即便如此，能住上拥挤的出租房还是好的。“他们大都不讲究条件好坏，只求有地方住。农民便把多余的屋子都租给这些外来人，直到派出所去整治，我们才发觉情况是五花八门。”84年时，江湾农村曾经家家户户都圈养长毛兔，房屋紧张时，主人家便会将养兔的棚子以便宜价租给外来户，最多的一次一个屋棚共有二十二户人家借住。连楼梯底下的方寸空间，堪堪摆下一张床，有青年夫妻也不嫌弃，囫囵倒头就睡。倪卫民记得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他们大多从安徽、江西、苏北等地跑到这里做生意，用自己手中的塑料制品、鸡蛋换取江湾居民的粮票，双方彼此满足。他也意识到，不知何时，这些外来人已经悄然融入了江湾的血脉之中。这些震荡中的阵痛在江湾镇的规划逐渐确立下来后，终于随着时间的消逝慢慢退却。而随着他们一同褪色的，不仅仅是平房和老街道，还有关于味道的记忆。有俗语说“吃煞江湾镇”。倪卫民至今还会念叨老江湾的各式小吃，彼时聚兴馆在老江湾人心中的地位独一无二，主厨技艺娴熟，定价惠民，盛时门庭若市。聚兴馆的本帮菜名闻沪上，蒸三鲜、羊肉、干丝等菜肴堪称一绝。豆腐在刀花下化作细丝，甫一入水，根根分明，再辅以笋片、鸡丝和时令鲜蔬耐心烹调，佐料的清香在烩煮中渐渐与豆腐丝复合。鲜味是其中关窍，因而酱油、重料是万万添加不得的，才能在上桌时依旧保持着清爽与白嫩。聚兴馆也见证着镇上商业的成长，磕磕绊绊，从民国时期走到二十一世纪初，从个体经营变成集体企业。倪卫民回忆，改革开放后，江湾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聚兴馆被收归为虹口区饮食服务公司旗下不久，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随着厨师四散，旧址转为出租屋，盛况不再。如今，江湾镇正面临着最后一次拆迁。就在不久前，随着河滩西路的拆除动工，老江湾镇的最后一条街道也不复存在，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大多搬往了青浦区、彩虹湾等地。聚兴馆现在位于万安路与保定路的交叉口，已再难以窥见当年饮食江湖的影子。倪卫民也已经退休了，而承载了倪卫民童年记忆的东皇庙小学以及盛大的庙会也只存在于上了年纪的乡民口中。只有三观堂静守在道路一端，虽然这两年，由于疫情，三观堂已很久不再开放了。又是一年冬天，春节来临之际，人们已不能再去三观堂祭拜。但无论是像倪卫民这样投身江湾建设的老镇长、陆续迁出的老江湾人，还是熟谙历史的上海市民，每每从那里路过，都要驻足看上一会儿，然后再各自踅去，四散远归。三观堂见证了老江湾的历史，老江湾人的奋斗史，依旧如清朝诗人张忆笔下那般“东去袁长浦，幽楼宛在兹。碧藓依斜砌，黄花满矮篱。”而新的时空正在慢慢地从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